这有一篇新文献用错误的方法来研究政治家演讲语言的复杂性。它当中犯的许多错误与我2019年批评Schoonvelde等人时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甚至还引用了我那篇文章。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却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或许是因为研究方法错误的原因。我也知道，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最近，在一篇名为“右翼民粹主义领袖的演说语言：其实不简单”（2020年）的论文研究中，麦克唐纳和翁德利对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家的演讲进行了分析对比。他们是想验证是否民粹主义政客的言论与比他们更主流的政治对手的语言要更简单。他们的研究背景和原因是因为有报道称特朗普的演讲语言比希拉里·克林顿的要更简单。 其他的都不错，只是作者们用了错误的方法来研究政治家们语言的复杂性。我会先说明，该文两位作者都不是语言学家。我并不是说做语言学研究就必须是语言学家或语言学者，只是在类似这种情况下，这些身份可能会更有助于防止作者犯简单的错误。 下面我会一一进行详述（只是一大堆枯燥的细节），因此我将在这里总结一下我对麦克唐纳和翁德利(McDonnell&Ondelli) 俩人研究的主要关注。 最主要的问题 他们的论文研究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支持，特别是支持其研究方法的资料与素材 麦克唐纳和翁德利(McDonnell&Ondelli) 曾多次表示说他们的方法是“成熟可信的”，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至少在他们提出这种说法时，应该很容易引用某一说法作为一个参考。而他们引用的文献就犯了一样的错误。比如说，他们引用斯库韦德(Schoonvelde)等人2019年的论文，这篇论文是我曾经评论过的一篇论文研究，我曾说明它本不该发表。我花了很多时间批评指出了那篇论文研究的问题，并运用了很多例证来支撑我的说法。尽管如此，麦克唐纳和翁德利(McDonnell&Ondelli) 还是肯定了这项我曾用心批评过论文研究。 材料不好，作品不佳 麦克唐纳和翁德利(McDonnell&Ondelli) 的研究与斯库韦德(Schoonvelde)等人的研究都用了同样错误的调查研究方法，所以他们 也难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把书面语和口语混为一谈 用测试书面语测试对口语进行测试 并不考虑转录和标点符号对研究数据的影响 还有是几乎没有引用关于语言的研究方面的参考文献 该项研究所使用的测试方法是以断句为依据的。而句号和其他所有的标点符号一样，都不会不出现在语音中。因为标点符号是书面语的特征之一。而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政治演讲语言。这就是犯了低级错误。 方法错了，结论正确 不知这两位作者为什么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尽管他们的研究方法并不能说明哪一个政客的演讲语言复杂与否--并且他们进行研究时也并没有发现问题就出在他们的研究方法上。而他们用来研究语言的测试结果可以得出任何结论。根据他们的测试结果，某两位政治家演讲语言在复杂性方面很相似，但这一结论只是一种碰巧，而非在合理分析之后得出的结果。 不过这两位作者在他们的研究中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好想法。我在后文会给你说明，因为我认为他们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不过，先说说缺点与不足。 缺少例证，对研究主题还不够了解 在论文引言中，麦克唐纳和翁德利(McDonnell&Ondelli) 写下了他们用来研究政治家演讲语言复杂性的测试。如下： 弗莱什-金凯语言测试 字体/符号比率和字根/符号比率 虚词与实词之间的比率。 戴尔·查尔特(Dale-Chall)测试（用于测量“生僻”字的数量） 这两位作者在论文中认为他们的测试方法是“语言学学者用于评价语言简单性与否的主要衡量标准”，不过他们并没有引用任何文献加以论证。我不觉得语言学家会使用这种测试方法，据我所知，假如这测试方法是如此“重要”，那就应该很容易找到一论证材料。之后，在论文研究背景中，作者说明他们的研究测试方法“与符号语言学研究的悠久传统是相符的”，不过他们并没有对他们的说法加以论证。我不明白说明了什么。你明白了吗？就这样抛出一个关于语言学研究悠久传统的研究。不过，他们展示了他们最近的一份研究表，这项研究“想凭借符号语言来对民粹主义政客与其他政客演讲语言的复杂性程度进行分析”，不过他们所引用的七个参考文献里只有一个在语言学期刊上可以找到--王和刘，2018年的论文。因此这是很令人担心的。 而他们在论文的研究方法部分再次重申： 尽管你不停地重复说着同样的话也并不能表示你所说就是事实。假若他们的方法是如此成熟与标准完善，那就应该列举其中的一些研究方法。例如说明他们是谁？他们都是什么时候发表的？现在的语言学家还在这方面做相关的研究吗？或者说说他们放弃这一方法的原因，是因为它还是不够精致不够成熟的测试（就比如，Flesch-Kincaid语言测试法）？几十年的时间，我们用些相同的测试方法进行对比研究应该不是不难。 在论文研究方法的结尾，缺乏例证的问题再次出现： 我真的想看到一些关于“既定的语言衡量标准”的例证。仅仅因为有些人在过去使用过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继续使用这些措施。这些作者引用的其中一项研究特别指出，可读性测试是衡量语言复杂性的一种“粗略”方法（稍后将详细介绍）。 到这，我想你已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语言学家们根本并不使用这些测试方法来对语言的复杂性进行研究。不过确实已有研究分析了口语和书面语的复杂程度，不过他们使用其他方法来衡量复杂性。语言学家们通过研究分析讨论名词短语中从属分句的使用情况，修饰语的使用情况，以及各成分之间实现衔接而采用的各种衔接方式。在口语中，可通过元语言和非语言进行衔接（比如眼神，手势，语调等），而在书面语中，是以词汇和句法结构形式来实现衔接的（因为书面语不能借助元语言和非语言的方式，而记忆限制迫使口语尽量不用词汇和句法的衔接方式）。而语言学家们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对于口语与书面语那个更“复杂”--不同的研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而每一项研究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会影响研究的结果。（参看比伯(Biber) 1989，第3章，“关于这些非最近的研究的概述”） 其他地方也表明这两位作者缺乏对研究主题知识的了解和缺乏例证。比如当他们讨论用词在音节的平均长度时说：“我们发现，特朗普使用三个音节以上的单词比较多（比率为10.97%对10.75%，平均音节长度为1.44对1.43）。” 只是这两位作者们需要进行论证的是，音节越多的单词就“复杂”。但是这并非从表面就能理解的。比如说英文单词中12月会比5月复杂吗？而星期六会比星期一复杂吗？还有阿富汗会比俄罗斯更复杂吗？还有就是，特朗普和希拉里之间的比率相差不大，而这种差距可能是由英语中的特例导致的。 论文研究背景中参引了两份文献，为他们的论文奠定基础：Oliver&Rahn(2016)和Kayam(2018)。这两份研究都是关于特朗普演讲语言的研究--并且都不是语言学家做的，也没有在语言学期刊上进行发表。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或许因为……。又也许对语言复杂性进行研究根本就是不合适。虽然有语言学家对特朗普演讲语言进行过研究，不过结论并非如此。 麦克唐纳和翁德利(McDonnell&Ondelli) 确实引用了一篇在语言学期刊上发表过的文章（《语言与社会》，王、刘，2018），不过这篇论文所用的是F-K测试法。要是您明白它存在的不足，请接着看前言。 结尾处，麦克唐纳和翁德利(McDonnell&Ondelli) 还引用了Schoonvelde等人2019年的论文《跟多例证--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语言比对手的更简单》。各位，我想大声笑说，我不知麦克唐纳和翁德利(McDonnell&Ondelli) 读没读过我曾经对斯库韦德那篇论文的用心评论。评论文章的标题是“这篇论文有很多不足”。我差不多和斯库韦德的文章同时发表，并且（在参考文献处）展示了他的测试方法（与麦克唐纳和翁德利(McDonnell&Ondelli) 使用的方法相同）都存在很多缺陷。 摄入不好，产出不佳 麦克唐纳和翁德利(McDonnell&Ondelli) i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他们使用了错误的方法。因为他们想分析语言的复杂性，但是使用的方法却不能语言的复杂性进行分析说明。 请听我一一道来。 首先介绍一下F-K测试方法 麦克唐纳和翁德利(McDonnell&Ondelli) 使用Flesch-Kincaid（F-K）检验。这个测试方法测量的是文本中单词音节的平均长度和句子的平均长度。然后，它给文本打出分值，并以分数来表示阅读所选文本所需的教育知识水平（以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教育体系为衡量标准）。因此，这一测试方法依赖于句子最后的标点符号，也就是“句号”（或对我们大洋彼岸对面的朋友来说是句号）。睿智的读者会马上发现麦克唐纳和翁德利(McDonnell&Ondelli) 正在用一个依赖于句号的测试方法来对口语进行测试研究…就算口语中没有“句号”！这是在听者的脑海中闪过。他们声称： 我曾对斯库韦德Schoonvelde等人的论文分析部分也对F-K检验方法的适用性表示质疑。（2019年）。并且我说明了为什么F-K测试方法对于测试口语来说是不合适的（因此我就不赘述了）。从根本上说，F-K测试方法不够成熟，只适用于书面英语，所以它不适合用于测试口语。对于质疑F-K测试方法不适合测试口语来说，这都是不错的理由，而对于那些具有语言学基础知识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是毋庸置疑的。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这两位作者缺乏对这一主题的知识。 在麦克唐纳和翁德利(McDonnell&Ondelli) 的争辩说，他们没有将F-K测试应用于他们所学的其他语言。至少他们还明白，为英语开发的测试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非英语的语言。这一点做的不错！这不是在损你。2019年斯库韦德Schoonvelde等人曾把F-K测试方法运用到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和荷兰语的测试研究当中，是由于……管他呢，怎么不可以呢？麦克唐纳和翁德利没有跟着做，还算不错。 不过……麦克唐纳和翁德利(McDonnell&Ondelli) 在其他语言上使用的测试好像并没有很有效果。对法语的测试研究，他们使用康德尔模型Kandel-Moles指数，这相当于法语版的F-K测试法。对于意大利语，他们使用了格尔皮斯Gulpease指数，相当于意大利版的F-K测试方法。他们用一种叫做Lix的东西来补充这些分数。这里我不想说他们对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分析测试，但我要说明的是，这两位作者说LIX“已经被证明在西欧语言测试上表现还不错”，为了支持这一点，他们参引了一家名为SiteImprove的公司（在尾注9中）。不过没人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难道他们说这些测试不错我就应该相信吗？哦，算了，很感谢。让人想不到的是，那个公司的所有测试方法--只要付钱就会帮你做的测试--都说是很不错的测试方法。甚至是最好的测试方法。好多人都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后的测试方法。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所谓的“西欧语言”又是哪些呢？巴斯克语是西欧语言吗？德语呢？加泰罗尼亚语呢？爱尔兰语呢？马耳他语呢？威尔士语呢？意第绪语？我看就这样吧。他们所谓的“西欧语言”其实不存在于语言学术语中。这就好像一个想给你推销语言蛇油的公司的营销语言。布鲁斯·班纳在《复仇者联盟》中说过瓦坎丹语其实是一种“非洲方言”。 字体/引用量…甚至更多！ 接着，这两位作者有一个第二语言分析机来分析他们的演讲语言： 嘿-兄弟！我们终于发现了来自语言学家的参考文献！不过，太差劲了，这两个语言学家（格兰杰和韦恩）从来没说过他们这里引用的话。让我们一起看看这段中所谓的“引文”吧。 “首先，了解词汇是否丰富，因为有这么一个前提：语料库中词汇类型的重复率越高，语言的使用频率就越高，因为词汇的变化除了本身增加了难度外，还可能意味着蕴含了更广泛的内容。”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得出这个结论的，但我敢肯定的是他们没有引用任何人的言论。这也不是格兰杰和韦恩的话Granger&Wynne(1999)。那么这是谁说的呢？无人知晓！ “作为对词汇是否丰富的检查，我们计算了字体/引用比(LTR)，用类型/令牌比(TTR)和hapax legomena（即在语料库中只出现一次的词）来表示。”格兰杰和韦恩Granger&Wynne(1999)确实谈到了类型/令牌比。他们称这是“非常简陋的方法”。*悲伤的长号*。格兰杰Granger和韦恩Wynne也讨论了引理/令牌比。他们说“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学习者语料库中使用粗略的类型/标记或引理/标记比率是不准确的”。“与学习者语料库”部分很重要。格兰杰Granger和韦恩Wynne调查了英语学习者--而非专业演讲稿文作者--所写的文章，他们测试了是否应该对他们使用传统的词汇丰富度衡量标准。并且他们发现这些方法对于英语学习者调查课文来说太简陋了。他们没有对他们进行演讲或政治文本写作的测试，他们也从来没有谈论过这些测试显示一篇文章有多么“复杂”或“艰涩难读”。 原因在于，当我们在平常提到“词汇表达丰富”时，我们倾向于指使用的很多的不同同根词（即，范式的基本形式，例如“love”作为“loves”，“loved”，“loved”等的基本形式），而非各种各样的屈折形式（Granger和Wynne1999)。Granger和Wynne(1999)从未提到“说话者的丰富词汇表达”。他们只是说：“在同一篇文章中使用五种不同动词形式的go（go/goes/going/gone/went）的学习者，其词汇量比使用五种不同引理（如go/come/leave/enter/return）的学习者少。”词汇表达不够丰富，语言的复杂程度也可见一般。 通过分析，作者确实检验了这种简陋的分析方法，只是她似乎应该给我们一些结论： 类似的，没有任何研究表明音节越多，句子越长越大就意味着文本越复杂。事实上，我们甚至没有提供我们期望的TTR或LTR的衡量标准。什么样的数值才叫高？是否两个政治演讲者的类型-标记比率都很高？或者说都很低？这是一个在测试研究中会再次出现的问题。 先略微让我们停留在参引比率这个话题上。我们已经看到McDonnell&Ondelli引用的消息源称它是一种“简易”的分析形式（还有LTR）。但他们不是唯一的。在朗文辞典的口语和书面语语法中（对于那些不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它是英语语法中的一种），我们看到了一些作者可以引用的观点。例如，在2.2.1.2节中，朗曼说：“新闻中的高TTR反映了该语域中名词性成分的使用频率极高，用来表示形形色色的人，地点，物体，事件等。”所以，也许希拉里的高词汇表达率确实意味着她说的内容更多样化更丰富。 不过朗文的接着说说：“在另一个极端，学术论文的TTR是第二低的，这凸显一个事实，即大量学术文章的技术词汇量有限，因此比小说和新闻报道的变化少。”我想大家都同意，学术英语比新闻报道英语更难学--所以证明高TTR并不表示一篇文章更复杂。这正是我说的那反证理由。这两位作者根据很少或根本没有证据而做出的不切实际的假设。 朗文中紧接的一句是，TTR是一个“大概”的度量。但这不是标准！ 韩礼德Halliday也曾经讨论过TTR。但他也指出不要用TTR来验证文本更复杂： 韩礼德(Hanlliday)表示，我们对语言及其复杂性的界定与衡量非常依赖于我们所关注的语言的哪一部分。因此不难知道口语会比较复杂。但是要是我们想用TTR来表示语言的复杂性，必须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进行比较呢？ 比伯Biber(1988)在关于不同语言体裁之间的差异性的基础工作中通过语言的多个方面来分析每个体裁不同的原因。他谈到语言的复杂性时说：“[话语复杂性的标记]以一种很大程度上互补的模式出现，这一事实表明，语言存在不同类型的复杂性，简单地将特定体裁定性为复杂与否这还是不够的--但是，不同的体裁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其复杂程度。口语信息体裁的语篇复杂性表现为结构的精炼与否，而计划书，书面体裁的语篇复杂性表现为词汇的精选。“ 这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麦克唐奈和翁德利研究的到底是什么--究竟书面语还是口语的复杂性？因为它们的复杂性可能会以不同的表现方式显示出来。不过我现在更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虚词和实词。比比看吧！ 这两位作者又提供了另一种测试方法，很显然这是对F-K测试方法的补充，以作可读性度量的使用： 有谁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又如何断定一篇文章传达的信息越多，文章内容就会越难懂呢？要是这里有个懂的人就好了。可怜我们白白等了这许久。（不过还不不算白说，这个词是“虚词”，而非“语法词”。很多语言的语法都使用这个词。） 但是，在这个假设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基本都不知道--作者也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数据。而得到的数据又是什么意思？就像这两位作者所说的，特朗普与希拉里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百分比都比较接近。可能这对英语来说并不奇怪。不管你选择哪种文本，其中40-45%的词会是虚词，而大约50-55%的词是实词（考虑到有些“词”不属于虚词也不是实词，比如感叹词，数字等等）。不过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预期是什么，也不知道一个信息丰富/复杂的文本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意味着我们没有什么可用来比较的标准。我们只能把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数据互相比较一下。但是这说明不了什么。这两位作者应该引用一个例证，或举例一些其他口语体裁的例子。 只因那是你想看到的，对吧？不急。我懂你们的意思，同胞们。 就比如，下文比较的是虚词和实词在各种语料库和小说中所占的比例： 其他口语语料库（来源于COCA和BNC这两大语料库）的比例与特朗普和希拉里之间的比率很接近。电视和电影对白的语料也很接近。就连小说的差距也不是很大。也许虚词和实词的比较并不是衡量一篇文章复杂与否的好方法。 不过查尔明白这个…？ 这两位作者使用了一种名为戴尔-查尔分数的测试来计算英语演讲语言中包含了多少“生僻”字。这是为了避免出现我在上面提到的问题：实际上，F-K测试以是单词长度为基准的……不过单词长度在复杂度方面并不重要。马克唐纳McDonnell和Ondelli指出，虽然虚词的长度较短，但它比虚词更难理解。这大概是因为虚词的使用频率较低，但作者认为，一般说话者比替代物词更能理解代词。虽然我不明白他们因何如此。（下文将详细说到） 我想先问的一个问题：要是这些测试方法很差强人意，甚至你还需要对它们进行防范--并且假如它们以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为基本来测试语言的复杂程度，比如单词的长度--那为何还继续使用这样的测试呢？它们好像算不上很好的测试。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做了。 戴尔-查尔测试方法与F-K测验方法大致一样，只是它将文本与一份3000个单词的列表作了比较，而份单词表是美国80%的四年级学生所熟悉的。假若文本里一个单词没有出现在列表中，那么对于一个十岁的美国人来说，该选文被认为是“困难的”。戴尔·查尔Dale-Chall检验方法存在的问题与F-K检验方法的问题是一样的。戴尔·查尔Dale-Chall在分析处理中也包括句子长度。因此，同前，一个用来测试书面语的方法被用在测试口语上了。当作者指出“希拉里使用的句子长度更长的时候（平均每句15.02个单词，而特朗普为12.55个单词）”，他们衡量研究的是抄写者或演讲稿撰写者的标点符号风格。他们是从字面上看“句子”--他们的分句依据是看句号放在哪里，演讲者就在哪里分断一个句子。但这确实是不准确的。口语是没有句号的。口语中绝对没有标点符号。确实没有，断断续续会显得一文不值。句号是书面语的特征之一。而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多少有些无情。跟我说说特朗普或希拉里是否用了更多的连贯连词，还有他们在使用这些词时停顿了多久。这将让我们更好地知道演讲者“句子”的长度。 我向神明发誓，我会不断的说这句话直到政治学家明白为止。 这两位作者在附录A中说明，演讲稿中留有抄写员（不管是谁）或大学生的标点符号。他们还说，大学生们检查了抄本，而这两位作者也检查了抄本的一部分（20,000字）。我不知道学生们是否对照实际演讲情形检查了抄本（比如通过视频材料），或者他们只是检查了标点符号和拼写。作者让多名学生抄写同一篇演讲。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个体转录偏好/特质偏倚结果”。不过我不确定他们是否采取措施避免这件事。 先让我们说说，假如我们想要研究语言的复杂性时，在口语中引入标点符号（也就是书面语的特征）这在方法上可行。只是，请听我说。我们需要加入标点符号，因为我们选用的复杂性测试依赖于标点符号。那么我们应该把它们放在哪里呢？这确实是一个挺难回答的问题。英语中有种叫做连词的东西比如“and”和“but”。有了这些词，我们就可以减少使用句号，并且能把两个独立的分句连接起来。不过我们也可以继续使用句号，然后用这些连词中的一个来引导下一个句子。使用句号的多少将会影响我们所进行的可读性测试的分数。 对的，只是这两位作者已经查过了，这是听你说的。不过他们确实有吗？来看看这些数据：希拉里子语料库比特朗普子语料库多出了218个以连词开头的句子。这些句子中有157个以并列连词引导（比如and，or，but等）。这是为何？如若我们为了能让这些数字更有可比性而将其统一处理，我们可以知道，与特朗普相比，希拉里每10万个单词中多出243个以连词开头的句子。（这些都是语言学术语。要是你清楚也没关系。时间不多，在这里就不解释了。不过我们只要明白作者在做研究之前应该必须要了解这些东西，不过他们看起来好像并不十分了解。） 要是我们进一步推理，我们可以知道希拉里有24%的句子都是以连词开头，而特朗普只有16%。这个差异又是为何？是否与句号的位置有关？也可能抄录者的个人喜好和特质并没有被完全消除。 不过这件事本来是可以规避的。作者可以把这些演讲放到英语语料库域名上的工具里，检测一下每个单词的使用频率。这可以让人们了解哪个演讲者使用更多的常用词汇。不错，语言学家都有这些语料库测试工具。而且它们比一些毫无价值的工具可读性评分要好。只是这两位作者为何不这样做呢？嗯，对，只因他们不是语言学家，因而他们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两位作者做了一些统计测试来检测他们的可读性。只是这对他们所要做的事并没有什么帮助。可读性分数有先天不足。再多的测试也不会让他们变得更成熟。 最后，还记得韩礼德(Halliday)吗？他是语言学家，（在迈克尔·基顿还是蝙蝠侠的时候）他曾在书中写道，TTR并不是用来分析语言复杂性的好方法。之后，他还解释我们为何不该在口语分析中使用“句号”，因为“句号”是书面语的特征之一，它并不适用于测试分析口语。不过，你是否明白，70年代提出使用了这些可读性测试，他们只是被要求使用。谁会在意它们是否值得使用？这里，是否感到一丝凄凉，对吗？请相信你的感觉。 把它弄好做好总结，兄弟们！ 虽然他两的研究方法有缺陷，马克唐纳（McDonnell）和韩德利（Ondelli）认为这些测试已经说明了一些重要的结论，他们这样表述： 正如我在前面说的那样：摄入不良，输出不佳。不成熟的测试得到的也是不完美的结论。研究测试结果并不能支持民粹主义者使用更简单语言这一说法，也不能支持特朗普和希拉里在复杂程度上语言有些相似的这一说法，不过这不是很重要，只因他们的研究方法有先天不足。不管结论怎么样，我们都必须拒绝它们（这一主张是我2019年在对斯库韦德（Schoonvelde）等人文章的评论中所说的，不管怎样） 他们希望可以消除他们研究中的存在的主要问题--用测试书面语的测试来研究口语。他们说：“对的，我们不能计算语速，语调以及停顿等因素对语言复杂性的影响。不过，这也适用于其他民族政治语言复杂性的研究。“但这怎么可以是理由呢？“其他的研究方法也有不足，我们的方法也有不足”我认为，这些皆非这项研究（以及其他研究）没有考虑到的口语的唯一理由。此外应该还有还有方言和音调的因素。这些东西影响着听者对口语的评价（其他语言也都是这样）。其他使用可读性评分的研究结论并不好。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跟着他们做他们曾经做过的测试方法，尽管没人在意。 好想法。讲究信用。 值得肯定的是，他们的确努力想出了一些关于语言研究的好想法。其中有一些是浅显易懂的--虽然它们并非前人的研究所得（斯库韦德等人，2019年）。不过，另外一些观点好像是这两位作者不经意之间发现的。毕竟他们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得出任何想要的结论（这是我们在上一节所谈到的），不过这两位作者得出了一些较好的结论。引语后部分以及我所做的评论。 上面我们说到一个很好的想法。该欠的就欠。只是那没有很好的说明，也没有什么例证支持，不过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走的是正确的道路。 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是斯库韦德等人完全没有的结论。 这是他的优势也是它的不足。不错，这是测试民粹主义者的语言是否使用更简单的语言的一种方法。但麦克唐纳和唐德利并没有好好研究这个方法。这就像“参加考试是完成五年级的一种方式。”确实是，你可能有些考试不及格，不过还是能完成五年级。 神啊！我真不敢相信。他们很直接地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F-K测试方法并不能给我们说明语言的复杂与否。你们为何要用这一方法呢？ 我想说的是，很开心他们直接地表明他们的研究结果并没有什么作用，除了表示人们（我认为是你们这些政治科学家）应该停止使用不好的可读性分数测试。这就像麦克唐纳和洪德里在建议人们应该用更严谨的方式来学习语言一样。我想知道谁会做那种事。可能是哪一位语言学家？ 对的，啥也不是。不好意思 ，这个好想法却令我很生气，只因这个本来是语言学家就能告诉你的。你就只需要求教就行了。您也不必去重新发明自己的语言学。手上只需要拿一本语言学书，看到的人就会知道这些东西--我们称这些人为语言学家，他们以研究语言为生。很奇妙，对吗？ 错误的研究方法却得出了的正确的结论 因此，这篇学术论文发表之后，麦克唐纳和欧德利却不知为何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它们表示： 是否因为做了错误的研究方法才促使他们得到正确的结论？罗恩·霍华德表示：不错，不错，他们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想表达的是，我认为我懂得了他们是如何实现的--不过他们没有发现他们的不足之处，我挺吃惊的。 我还要再说一点：批评反驳这类论文研究需要耗费不少时间--我在这里所做的解释按理来说应该由作者或审稿人来进行的。不过他们的论文业已发表，而且已经写在对话中了。就和斯库韦德等人的论文一样，很多人都有听说并会选择相信。真是太糟了，那些缺陷和不足都是作者的责任。 欢迎各学科领域的学者涉足语言学领域。因为其他领域的学者能给语言学研究开辟新的视角。不过你必须展示。如果你要学习语言，你必须把它做对。你不能做一些半生不熟的，草率的研究，并认为它是好的。假若语言学家也在你的专业领域发表类似漏洞百出的论文，你是否会严肃对待呢？我没认为你不会。 参考文献 比伯，道格。1988年. 《语言和书写的变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朗文书面语和口语语法》.1999年。道格拉斯·比伯，斯蒂格·约翰逊，杰弗里·利奇，苏珊·康拉德和爱德华·费尼根. 伦敦：朗文出版社 韩礼德(Halliday，M.A.K).1989年。《口语与书面语》（第二版）.牛津大学出版社 电子邮箱 推特